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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后来人(《红灯记》与故事片《自有后来人》)

自有后来人

 
从“艰难探索”中过来的人,尤其是当初被视为臭老九的一代人,如果心理没被完全扭曲的话,多数人都不太愿回忆那些岁月,更遑论赞美。如今,这批人都年逾古稀了,就连八十年代把上衣一脱就游过奔腾的“北方的河”——著名的红卫士张承志,今年也71岁了。 然而那个岁月,像是在我们身上种下了劣质的卡芥苗,想把它从这代人记忆中抹去,似乎已不可能(下一代就很难说了)。不过,如同人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一样,受知识与阅历的影响,很多诡异的东西今天正悄然地将一些人的记忆调配、修改和封存;于是,有人只记得那些让人亢奋的片段,有人只记得别人让他记住的那些人、那些事。
当然也有人,选择了完全、彻底地反记忆,所谓反记忆,是将喜当成悲,把悲又当成喜,就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李勇奇那样:
“青红不分,皂白不辨” 有人对我写关于洋板戏的文章表示不理解,说,“如果文艺作品以‘三突出’为标准也算艺术,那这种艺术我情愿不要。”
我同意。站在作品主题的角度,“三突出”的模式当然一无所取。但文艺创作条条框框的东西,也不是过去才有,即便现在,哪个作家又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创作呢? 我想,过去的样板戏,如果不是做研究的话,也可以当它们是星球大战式的科幻片或异鬼恐怖片,我们只欣赏它们的特技手法,别把内容当真就是了。更何况,如果将不符合自己三观的东西就全盘否定,甚至于像他们过去禁止你们那样去禁止他们,最终的结局恐怕又是一种死循环。那样,这世界可能真的会出现异鬼了。
言归正传。 过去的革命现代京剧,很少有原创的。它们不是改自其他剧种,就是改自小说或电影,多数作品改编之后,在人物塑造与剧情方面也有明显的提高。
     唯独改自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故事片《自有后来人》的《红灯记》,远不如原著。 
电影《自有后来人》的编剧之一署名为迟雨的,其实就是沈默君。
迟雨的名字很难说是他的笔名,当年把这个名字署上影片片头时,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沈默君是个右派,尽管是摘帽右派,而在当时的背景下,党认为他不是作者,他就不是作者。
 其实江青还是蛮佩服沈默君的,她有一次说,人家塑造一个英雄人物都困难,他一部戏里就同时弄出了仨个来。然后又说,这个人有傲气,我们不署他的名字。
这仨位英雄人物,当然就是李铁梅、李玉和、李奶奶。 电影里,李铁梅是一号人物。 说起沈默君,早在五十年代,他就编剧了家喻户晓的《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记》。到了七十年代,这两部电影都又按原名重拍了一次,除了将黑白换成彩色,内容也作了调整。当然编剧里的署名就没有沈默君什么事了,连“迟雨”都没有。
   虽说那时还没人知道啥子叫“知识产权”,但著作权应该还是听过的,不过沈默君可没这个胆,那时他正在老家安徽枞阳修地球。 影片《自有后来人》的故事主要情节与《红灯记》出入并不是很大,但电影的人物刻画更细腻,也更有生活情趣。
     与《红灯记》不同之处在于,影片故事的发生地点是东北,李玉和一家三口是从大连逃亡到此地(清末时期的大连被俄国占领,日俄战争后又归日本管),十几年闹工潮时,日本就人打死过好几个李(?)家亲友,应该说,李玉和一家人,跟日本人的仇恨是“长期存在”的,所以他们祖孙仨人都参加革命,也是理所当然的。 李铁梅是在东北长大的,可能是从小没有母亲教肓的缘故,她的骨子里,有一股东北姑娘的野性与豪气。
电影一开始,李奶奶在屋子里擦着那盏红色的信号灯,李铁梅挑着一担水“咚”的一声就闯起来了—— 李奶奶:哎哟,开个门也使这么大的劲,这小扒扒房,那经得起你一脚。李铁梅:人家没使劲。李奶奶:怎么去这么老半天?李铁梅:那个卖水的,真可恶,硬说是到点了,不给我放水。要不是旁人拖着,我非给他一扁担不可。 后来在京剧《红灯记》中,就有了李玉和那段著名的唱腔: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材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这段唱词,那几年可以说是享誉大江南北,尤其是最后两句: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这就为后来的“出身决定未来”的观念树立了“理论依据”。今天,让很多老革命后代们念念不忘的红色基因,不知是否也是从此处找到的灵感? 李玉和被捕前(电影和戏曲情节差不多,是鸠山请李玉和赴宴),李奶奶倒了一杯酒给李玉和,京剧《红灯记》的这句唱段也很有名: (白)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   …..
而在电影里,李玉和每次上班前,总是要去偷喝一口放在墙柜里的酒,李奶奶每次都不准他喝,而铁梅却常常掩护他爸偷酒喝。若是被发李奶奶发现,他就假装是喝边上茶壶里的水。 有了这样一些细节作铺垫,影片中李奶奶含泪倒满一杯酒递给李玉和,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娘俩”都知道,这一去就是生死离别,这不是一碗普通的饯别酒,这是一碗断头酒。 影片中还一些幽默的对话,《红灯记》只保留了一段,只是换了演员说。
李铁梅问:“咱们家怎么那么多表叔?” 李奶奶(红灯记):姑奶奶多,表叔就多呗。李玉和(自有后来人):咱家的姑奶奶多,表叔当然就多了。 电影《自有后来人》中,鸠山有一句名言,《红灯记》也没有采用:
“据我多年的经验,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怕金钱和美女;知识分子出身的,怕老虎凳。” 1979年以后,很多文革前优秀的影片都获得重演的机会,包括黑白版的《渡江侦察记》。而这部《自有后来人》不仅没有公演,当初提都没人提。 是不是因为鸠山的这句台词说得太准了?目前尚不清楚。
从艺术生命的角度来考量,作为既懂戏曲又懂电影的江青,选择将戏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突破口,思路一点没错。毕竟再火的电影,最多也只有几个月的热度,而戏曲则不同,一段唱词,让人记得一辈子。
   只可惜,任何事情都可能物极必反,过于高大上的东西,太滥了自然会形成过犹不及的局面。更何况,那些演唱起来激昂向上的玩艺儿,说到底仍然是假大空式的乌托邦。根本原因还在于,当你自己都不信时,别人不过是跟着起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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